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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一中(同官县立初级中学)的前世今生

2019年11月12日 22:54:45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郭亚文 浏览数:423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铜川市一中历任校长

铜川市一中的前世今生!建校78年,出了15任校长……

校长任期 1941.10—1944.8 严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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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任期 1944.9—1946.2 郭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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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任期 1946.2—1947.6 寇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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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任期 1947.7—1949.5 雷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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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校长任期 1949.5—1959.1 王聚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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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任期 1959.2—1966.6 张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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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会主任任期 1970.6—1975.4 孙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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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会主任任期 1975.5—1976.12 吴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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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会主任任期 1977.1—1978.7 李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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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任期 1978.8—1983.11 王志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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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任期 1983.11—1986.4 刘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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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任期 1986.4—1992.12 任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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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任期 1992.12—2008.2 王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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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任期 2008.3—2013.2 王斌

铜川市一中的前世今生!建校78年,出了15任校长……

校长任期 2013.8至今 孙晓平

铜川市一中的前世今生!建校78年,出了15任校长……

我一九四一年七月“高小”毕业后,接着就在这年的八月考进了新成立的初级同官中学的第一个班级——“秋三三”一班。

同官中学是在城内大成街文庙的原基础上改建的。初开始的校园,只是原文庙的范围。那坐东面西的宽阔朱红大门,就是学校的大门。走进大门,九十度的左转弯就可以看见坐北朝南的“大成殿”。该殿是当时同官县里最堂皇的建筑了,六根粗大的红漆柱子,陪衬着殿堂的庄严,虽属砖木结构,但屋顶却是琉璃碧瓦,这座大成殿也就是同官中学的大礼堂。在殿的右侧新盖了两座教室,左边是三间学生宿舍。至于校长室、会议室和管理室都是在庙内原有平房的基础上,变个方向安个门窗粉刷粉刷而已,真正称得上因陋就简了。文庙毕竟是个幽静的地方,在大成殿前是一片青砖铺砌的大院,这个大院也是学生活动的场所。大院里长着五颗粗而高大的古柏,树龄至少在百年以上。这些柏树的阴凉下,也是学生的露天饭厅。大殿前的平台上,栽着一根细高的旗杆,平台之下便是学生集体站队之处。这就是建校初期的学校布局。一个校长,三个教员,两个职员,两班学生,就这样揭开了同官中学历史的第一页。

随后,把原县立女子小学的校址全部扩建了进来,多了几间教室,有了校内操场,教师宿舍和女生宿舍,并取直了学校大门,随后又招收了“春三四”“秋三四”两班学生。这样同官中学才算初具规模了。

我的三年初中学习是扎实的,丰收的。对我以后的学习与工作,起了深远的影响。应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真有那么点文化知识的话,只能是因为在初中三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当然有着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学校虽然简陋,但办学的指导思想正确,学风端正。老师是真正的“诲人不倦”,堪称“为人师表”,学生也是“学而不厌”,刻苦努力。那时,学习的目的,还不明确。上小学时期的学习,没有过高的奢望,认得自家的名字,能写几个字,会加减乘除,会打算盘,一生不被人哄骗,不是个“睁眼瞎”就行了。而上了中学以后,思想和要求升华为“出人头地”。虽然不完全是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上好了学,念好了书,总是可以“光宗耀祖、荣耀门庭”

的。加之,受瞧不起劳动,瞧不起劳动人民的孔孟思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影响,人人怎能不发奋读书以求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呢?

尽管,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有着他完整的教育体系和一系列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制度。但学校里总是注意“教书”,而不是教“人”。加之,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到了第五个年头,中国的长期抗战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速战速决”策略。抗战时期以来,人们长期持续的紧张情绪也松懈了下来,抗日救国高潮一再低落。由于全国政治形势错综复杂,我们同官县城的各界似乎再也不怎么十分关心

战局的发展了。而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思想认识本来就很单纯,在这样的时局背景下,只有埋头读书了。因之,这个新办的中学,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良好的学习风气。

当时,按照规定,初级中学的课程有国语、数学(第一学年内学算术,第二学年内学代数,第三学年内学习平面几何和三角函数)、历史、地理、化学、博物(分动物和植物)、公民、英语、音乐、图画和体操、童训。由于同官产煤,我记得还增加过一门矿物课程。

同官县立初级中学的第一任校长是富平县的严木三先生,是个有名望的教育界人士。他来我们同官中学当校长的背景我不清楚,但他却是一位称职的好校长,而且是我整个上学阶段中遇到的最好的校长。新办的同官中学,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而且是边修建边上课,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们的严校长是为事业心极强,谦虚谨慎,态度和蔼的长者,他的工作态度兢兢业业,生活作风简单朴素,作风正派。他高大的个儿,健壮的体魄,端端正正的体型,四十多岁的人正当壮年,精力充沛。他常常穿着一套米黄色粗毛呢服,很少戴帽子,可以看到他头上逐渐稀少的头发,脚上总穿着一双轻便的黑色布鞋,走起路来,飘洒利索,讲起话来总是双脚并拢,俨然像个军人。他没有其他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没有听说他和别人打过麻将。在那个时代,应该说他正直正派的知识分子,是个不同流合污的“正人君子”。他很爱自己的学生,我记得在一九四二年下学期时,当地国民党驻军八十军军长的儿子王祖德在我们学校上学,每天由军长的警卫接送。不知为什么,有天下午,同学们和那警卫员发生了冲突,在争闹中,同学们将那个警卫员包围在前面院子里,那个家伙随即掏出他腰间的左轮手枪,朝天照地“砰!砰!”两枪,同学们都惊怕地闪开了,有的跑进了教室。唯有我们童子军团长娄湘涛老师站在院中央魏然不动,非常镇静,毫无恐惧。而我们的严校长却因为学生的安全受到威胁而声泪俱下,愤怒不已,并对次向各界流着泪哭诉,要求保障学生的安全。

还有一事,也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就是这个严校长首次号召我们学生灶上吃所谓的“全麦面”。就是把小麦在磨子上只磨一遍后,面粉和麸皮一起蒸馍吃。他讲了许多这种吃法的好处,说既节约,有富营养,于是大灶上蒸了几次全麦面馍,这种馍吃起来柔筋大,很有嚼头,确实既节约又富有营养,但由于有些同学不怎么乐意吃这种黑褐而粗糙的馍而没有坚持下去,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吃“全麦面”。

另外,有几位老师给我也留下了永远不能忘的印象。首先是教国语的许岳峙先生,四十多岁,蒲城县人,个儿虽高,但稍有些驼背,虽是男人家却油头粉面,经常穿着笔直平展而讲究的西装,领带经常变换,领带上坠着闪光的金卡子,这种打扮,在同官县城真是凤毛麟角。他讲话说,带着较重的蒲城土音,其音调是“女人腔”,细声细气。他还是个单身汉,据说没有结过婚。同学们在背后称他为“假婆娘”。但是同学们还是很尊敬他的,因为他国语不但教的很好,而且对其他有关教学工作都是认真负责的。他在课堂上朗诵课文,就像举行诗词朗诵会,感情洋溢,音调和谐,如今我不时仿佛听到他那细腻而委婉的声调正在朗诵“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于雌”特别是他给我们讲过那首当时没有作者姓名的婉容词:

天愁地暗,美洲在哪边?

剩一身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

残阳又晚,夫心不回转。

自从他去国,几经了乱兵劫。

不敢冶容华,恐怕伤妇德;

不敢出门闾,恐怕污清白;

不敢劳怨说酸辛,恐怕亏残大体成琐屑。

牵住小姑手,围住阿婆膝。

一心里,生既同衾死共穴。

那知江浦送行地,竟成望夫石。

江船一夜语,竟成断肠诀!

离婚复离婚,一回书到一煎迫。

 

我语他,无限意。

他答我,无限字。

在欧洲进了两个大学,

在美洲得了一重博士。

他说:“离婚本自由,此是欧美良法制。”

他说:“我非负你你无愁,

最好人生贵自由。

世间女子任我爱,世间男子任你求。”

 

他说:“你是中国人,你生中国土。

中国土人但可怜,感觉哪知乐与苦?”

他说:“你待我归归路渺,

恐怕我归来,你的容颜槁。

百岁几人偕到老?不如离别早。

你不听我言,麻烦你自找。”

 

他又说:“我们从前是梦境。

我何尝识你的面,你何尝知我的心?

但凭一个老媒人,作合共衾枕。

这就是,野蛮滥具文,你我人格为扫尽。

不如此,黑暗永沉沉,光明何日醒?”

 

他又说:“给你美金一千圆,

赔你的,典当路费旧钗钿。

你拿去,买套时新好嫁奁,

不枉你,空房顽固守六年。”

我心如冰眼如雾。

又望望半载,音书绝归路。

昨来个,他同窗好友言无误。

说他到绮色佳城,欢度蜜月去。

我无颜,见他友,

只低头,不开口。

泪向眼包流,流了许久。

应半声:“先生劳驾,真是他否?”

 

小姑们,生性憨。

闻声来,笑相向。

说“我哥哥不要你,不怕你如花模样。”

顾灿灿灯儿也非昔日清,

那皎皎镜儿不比从前亮。

只有床头蟋蟀听更真,

窗外秋月亲堪望。

 

错中错,天耶命耶?女儿生是祸。

欲留我不羞,只怕婆婆见我情难过。

欲归我不辞,只怕妈妈见我心伤堕。

想姊姊妹妹当年伴许多,

奈何孤单单竟剩我一个?

一个免挂牵,这薄情世界,何须再留恋?

只妈妈老了,正望他儿女陪笑言。

不然,不然,死虽是一身冤;

生也是一门怨。

喔喔鸡声叫,哐哐狗声咬。

铛铛壁钟三点渐催晓。

如何周身冰冷,尚在著罗绡?

这簪环齐抛,这书札焚掉。

这妈妈给我荷包,系在身腰。

再对镜一瞧瞧,可怜的婉容啊,你消瘦多了。

记得七年前此夜,洞房一对璧人娇。

手牵手,嘻嘻笑。

转瞬今朝,与你空知道!

 

茫茫何处?

这边缕缕鼾声,那边紧紧关户。

暗摩挲,偷出后园来四顾。

闪闪晨星,穰穰零露。

一瓣残月,冷挂篱边墓。

那黑影团团,可怕是强梁追赴。

竟来了呵,亲爱的犬儿玉兔。

你偏知恩义不忘故,你偏知恩义不忘故。

 

一步一步,芦苇森森遮满入城路。

何来阵阵炎天风,蒸得人浑身如醉,搅乱心情愫

讶,那不是阿父,那不是我的阿父!

看他鬓发蓬蓬,杖履冉冉,正遥遥等住。

前去前去,去去牵衣诉。

却是株,江边白杨树。

 

白杨何桠桠?惊起栖鸦。

正是当年离别地,一帆送去,谁知泪满天涯!

玉兔啊,我喉中梗满是话,欲语只罢。

你好自还家,好自看家。

一刹那,砰磅,浪喷花;

铛嗒,岸声答;

息息嗉嗉,泡影浮沙。

野阔秋风紧,江昏落月斜。

只玉兔双脚泥上抓,一声声,哀叫他。

许老师朗诵此诗时是声泪俱下,从心灵深处同情弱者。五十多年了,我还能背诵这篇诗词的全文,可见印象之深了。

一九八一年十月,我在甘肃武都地委党校工作时,从四川报一条消息上看到一位江津探亲的读者,提到“婉容词”这篇文章,我立即给四川报写信,请求为我找到这篇文章的全文。半个月后,我收到该报社委托四川江津文化馆给我寄来了他们地区出版社的一份“几江”杂志,其中有该词的全文。我高兴极了,不只收到了文章的全文,而且知道了该诗词的作者吴芳吉(1896—1932),号白屋,四川江津人,是我国“五四”前后,在文坛上颇有影响的现代大诗人。在我还未来得及抄下全文时,这本杂志在一些人的要求下借阅时丢失了。为了这篇文章,我又于一九八七年四月托陇南地区文联陆开华与四川文联联系,才又得到了这篇文章的抄文。记得这篇文章也就永远记住了我的许岳峙老师。我们这位许老师还有一个“怪毛病”,就是在课堂上不许学生张口“打哈欠”。谁要在上课时“阿欠”一声,许老师就郑重其事地,严肃而生气地大声喊道:“你嘴张的那么大要吃我吗!”

其次可敬的老师是教史地的窦多寿老师。窦老师约三十七八岁,富平县人,中等个儿,留着当时流行的短发平头,较多的时候是穿着一件普通的蓝色长袍,不怎么乐于修饰自己,经常是一副慈祥的微笑面孔,他的牙齿排列似平微有突出,走起路来坚实有力,神态却是文质彬彬。窦老师写得一手很好的欧体子字,其板书颇受学生赞美和羡慕,简直像从石碑上拓下来的一样。他的教学艺术很高,能把文科历史,地理讲得人人爱学。每节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的安排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他把有些课文提炼后在黑板上列成表格式,边讲边写,我们也是边听边记。刚一讲完,下课铃声即响,好似提前商量一样。当时我们也没看见他有手表,他是以讲课内容科学的安排了教学时间的。可见窦老师教学经验之丰富了。

另外,窦老师经常在讲课前一二分钟,给我们扼要的讲几句国内外的大事或其他重要新闻。有时窦老师不讲了,同学们就一再央求他讲。现在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多余的事,随后,居然养成了同学们关心时事的良好习惯。我这几十年来,不论遇到怎样的风风雨雨,不论条件如何,始终能坚持阅读报刊杂志的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打下了基础的。因而,,我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位都多寿老师。

还有一位就是第一个学年下半学期后到的娄湘涛老师。他是东北人,真是一位“关东好汉”,讲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四十出头的人了,仍像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精力充沛,意志旺盛,手脚勤快,好像永远闲不住的人。一年四季,从不戴帽子,留着一个小圆头,黑发中有少许白发,经常穿着一件红褐色的粗羊毛衣、胸前还锈着一块花纹标志。当时,初级中学实行童子军制度,他除了教“童训”课外,还是我们童子军团部的团长。

童子军制当时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训练儿童的准军事组织。后来我知道,它是以二十世纪初一个叫贝登堡的英国军官,在南非训练儿童作警察时的经验为基础,而于1908年创立的童子军制度。1912年在我给湖北省武昌文华书院首先推行。1929年在英国成立了童子军国际局。国民党时期设立了全国童子军总会。并在初级中学设童训课。训练内容有纪律、礼节、操法、旗语、侦查、救护、炊事和露营等。

我们学校的童子军团部,下有中队分队两层建制。每班为一个分队,另外,专有一个女生分队。我不记得履行过什么入队手续,而每个学生领取一块蓝白色对角各半的领巾后就都是当然的童子军了。童子军都是穿着统一的童子军制服。上衣是紧袖口,不开衣襟的上衣,其上部有两个带盖的小口袋,分胸前两侧,其下摆套穿在西裤的里面,腰带是绿色帆布的,并铸着“中国童子军”字样的大圆铜扣。帽子是偏右戴的“土耳其”式船形帽。这种服装是由学生自家拿出布料,自出手工钱,交学校商定的裁缝统一制作的。有条件的学生可以直接去买战争时期盛行的草绿色洋布。但多数学生是用自家土织土纺的白粗布,以石榴皮煮染成草绿色的布料制作而成的。我的那套童子军制服也是这样的。至于鞋袜,那就无法统一致了。

穿好童子军制服,就由团部发给每人一根五尺长的童子军军棍和一束训练时用作打结、架桥、绑担架用的粗线绳子。然后,将那块蓝白色各半的领巾系在脖子里并打上结,就像带西装领带那样。穿好衣服,,手持军棍,腰后吊着那束训练用的绳子,这就是我们当时童子军的一身打扮。虽则谈不上威风,但看起来也够神气的了。

我们平时在学校都是这样的打扮,出操训练时,手不离棍,棍不离身。喊“立正”时,左手军棍立地紧靠左肩,“稍息”时左腿横跨半步,军棍侧向偏左半臂之距。持棍敬礼时,右臂成九十度直角,三指并拢横在胸前。徒步敬礼时三指并举眉齐。训练中的正步和跑步有提棍与棍上肩之分。总之,军棍的作用犹如士兵的枪支作用一样。

课堂上也有一定的规章。上课铃打响,班上的值日生离开座位站在黑板旁边,老师进教室门的对面处等待片刻,当老师走来时,便喊一声“起立”,全班同学“唰”地一下端端正正地站起来,值日生代表大家向老师鞠一躬,然后喊一声“坐下!”他再回到座位去。后来,又把起立、鞠躬坐下改喊为“一、二、三!”我记得,这些繁琐的规章很难坚持下去。别的老师似乎都不计较这些,值日生在座位上喊一下也就可以了。但在娄团长上童训、公民课时,却都不敢马虎从事,还得按原规定认真执行。再如学生中上学校大灶,在柏树下的广场上吃饭,也得有值日队长喊了“立正”,并向娄团长作报告后再喊一声“开动”才能开始吃饭。这个娄团长这真耐得了烦,总是学生吃饭开始后,他才回去吃饭的。顿顿这样,天天如此。他平时严肃寡言,住在学校大门口的前院里,凡是出入学校的人,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学生们都很敬畏他。但他从未体罚过学生,即使严厉的批评,也是与人为善,态度很诚恳。他在工作作风上,似乎独断专行。除了直接跟校长打交道,很少看到他和别的老师有所往来。作为学生,我们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流言蜚语,也没有发现老师之间任何的不团结现象。也许,由于我们的幼稚,不会发现深层次问题。不过,我当时种觉得别的老师对他的工作作风肯定会有意见的。但他诚然是个好老师。

三年初中的课程是繁重的,学习也是艰苦的,同学们“开夜车”学习是家常便饭,假期不回家,住校复习功课也是常有的现象。中书局四种版本,由各校自选自定。我们学校使用的全部是“开明版”课本。抗战时期物资比较困难,所以课本的纸质很差。但是,在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审定的课本内容都是很丰富的。像国语课本里的《匆匆》《荷塘月色》《背影》《路程》及《五月三十ー日急雨中》等文章,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我以往未曾读过什么“古书”,只是在家里看到二哥亚杰念“七言杂志”“百家姓”和“三字经”,我也记下了一些句子外,到初中的后一阶段才读到一些古文。开首是岳飞《满江红》,文天祥《正气歌》《木兰辞》《孔雀东南飞》,还有《赤壁怀古》《读炭翁》《长恨歌》等诗词外,其余多是“四书”里的章节。那些深奥隽永的句子,如今我也能背个八九不离十。至于"“古文观止”中的那些优秀文章,我都是以后才读到的。

我的理科知识虽然学得不够好,但小代数和平面几何以及理化课程中的主要公式、定律、定理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理化中的牛顿三大定律,虎克定律、巴斯葛原理、阿基米德原理焦耳定律和安培定则等等,当时只是熟记熟背,而不完全理解其意,如今思索起来,才理解了它们的实际含义。

在当时的初中英语课本中,都公认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语读本"是最好的。我们学校采用的就是这种课本。那课本中的英文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使我读了永记心头。歌唱黑人的英文小歌曲“Banksheep"我至今还能哼唱。大嫂送我的一本精装“英华对照大辞典和当时最为权威的语法书“英语辞典大全”对我学好英语起到了很大作用。可惜那本大辞典在第三学期被人偷走了。当时,我总认为是家住潼关煤矿外省南方人的姜姓偷的,因为他几次看过我这本辞典,而且表示羡幕。他的英文程度很高,未讲的课文,他就能读如流水,另外,这本辞典也不是一般同学能用的。因之,我的感觉才告诉我,偷书的人就是他,不会是别的人。我当时非常惋惜这本辞典的遗失,还作过一些调查询问,但无证据,我只是指桑骂槐地乱骂了几天而已。

另外,在当时学校举行的一次英语讲演比赛中我还得了个第二名奖。其实,那个讲演,只是上台背通了开明英语课本中的一篇课文而已。这样,就为我爱好英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我学的并不好爱好毕竟只是爱好。几十年来,我还是断断续续地翻过一些英语教材和文章,也订过英语小报,但却没有多大长进。我虽然在初中开始时学的是“章氏发音”即长短符号音,后来又学的是“万国音标”即国际音标。但与如今的读音和语法已有许多的不同了,更何况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英语词条对我也就很陌生了。

历史、地理课是我学得最好的两门,那时,只是感到它的内容热闹有趣而已。我学的最不好的课程是数学和音乐。我上学念书多年特别遗憾的是没有在书法上下功夫,如今我的字连我自己也看着不顺眼,别人的看法也就可想而知了。有人说:“字代表一个人的性格我的性格扭,我的字歪歪斜斜的,也许这话是真的那时学校对学生的作文和日记、周记抓得很紧。我记得作文题目,起初都是什么《我的志愿》《我的理想》《我的家庭》《我的母校》以及(我的老师》之类,以后就《论立志》《论救国》等议论文。当时的文章有些“抗战八股”的味道。开宗明义第一句多是什么“自从芦沟桥事变以来……”或是“芦沟桥轰隆轰隆的炮声…”这样的词句。我们的作文有许多就是这么开头的。写日记是不能每天坚持的,但周记却是

作业的部分,每周得交给老师批阅。“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淅沥淅沥的两声”这类句子也常被我们挪用。尽管如此,对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和知识水平,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的初中三年学习是丰收的,是有成绩的。每期考试我都在前三名,但没有考过第一名。当时学校规定:每期考试成绩在全班前三名者,分别交纳学杂费的优待奖励是头名全免,第二名交二分之一,第三名交三分之一。我多次享受到第二名的优待。

当时,同关中学还没有图书馆,我们的课外读物相当贫乏。我读的最早的小说是《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和《罗通扫北》这类古典章回小说。多是假期回到家里和堂弟永生一起读的。读过以后,我们还按书中的描绘手拿棍棒和木制刀枪,自称是这英雄那好汉的。随后读到的第一本现代小说,就是二哥亚杰弄到的安娜佐藤、芳子的《我的丈夫郭沫若》。我读到的第一首诗是郭沫若写的回国抗日的头一首:“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锥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华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励,同心同德一戎衣”。

我的家庭是应该有些藏书的,但保存下来的却很少。我记得父亲有过一部线装的《芥子园画谱》,经常放在抽屉里,我还发现过一部线装的《红楼梦》,但被父亲长期锁在箱子里,他也没说过不让我们看,我们也没敢向他要来看。因为,那时家长们是不允许子女阅读《红楼梦》的,都说是“坏书”。至于大哥亚雄在外读书多年,是否有书放在家里,我不很清楚,只是在1947年暑假中,我听二哥亚杰说,他把大哥生活书店出版的什么“唯物史观”等几本书烧掉了,因为当时虽说国共还在合作抗日,但实际上已经起了很大的摩擦。我们同关县的北关泰山庙,就设立了什么“盘查站”,主要是阻止上陕北延安的青年学生。诚然,从这时起我再也没有看到公开前往陕北去的了。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我开始进入了初中的第三学年。学校相继招收了“秋三五”、“春三五”两个班级的学生。全校六个班,师资显得缺乏。除临时聘请了同关煤矿一位姓罗的工程师为我们班教代数外,还从当地驻军中请来了两个体育教练。那个教代数的罗工程师确实有相当水平,但教学技术不高,可能在设计绘图上是高手,而在教学方面显得缺少经验。尽管他认真负责,每天早晨由五里铺煤矿步行到北关按时到校上课,但我们始终对他教的课不感兴趣,因面,我的数学课学得最为不好。

从当地驻军十六军军部请来的两个体育教练都是东北满族人,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伪满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没穿军服,看来会是军长的“食客”之类的人物。一个是高大的个儿,白哲的皮肤,经常戴一幅深度近视眼镜,擅长球类,特别是排球。另一瘦小的个儿,皮肤较黑,是体操运动“垫上运动”的能手。有时把学生们的被子收集在高台子上,铺得厚厚地为大家表演“垫上运动”。那小巧玲珑的身躯好一个圆球在台上醐滚,动作灵利,功夫到家,我们看得瞠自结舌,羡慕不已。他们在沦陷后的东北,当然受的是日本法西斯、武士道精神的奴化教育。我班有一次上体育课时,那个瘦小个的教练叫我们都把上衣脱掉练操,我因感冒不愿脱衣服,还有我村上的高民杰同学也因害有腰瘘不愿脱衣,他就命令我俩出列声“向右转”!“跑步走”他要我们两个无体止地绕着操场跑步,我俩跑了一会儿,我不愿再跑下去而停下了,他走来打了我两个耳光,命令我“跪下!”下课时,他也没解除我的“下跪”就走了。我差惭地只是哭着,仍不敢擅自起来。还是我们童子军团娄团长解了围,并给我作了些安慰。当天下午,我爬在教室的课桌上哭了好长时间,连晚饭也没有吃,这是我在校唯一的一次挨打受罚,我当时并没有怨恨这位教练,只是感到伤了我的面子,太丢人现眼了。多少天以来,我都抬不起头来,总感到同学们都在背后议论我的挨打和下跪,总感到他们都在注意着我,真感到羞愧难当。

可能由于这两个教练的关系,驻军十六军军长袁朴也经常在下午课外活动时来学校操场。我记得每当这位军长走进操场的时候,我们的娄团长就喊一声“立正”!操场上的一切活动立即停止,他跑步向该军长敬礼后,各项活动才再继进行。大概由于如此的往来,该军长对我们娄老师颇为费赏,难怪他以后就跟随该部队北上黄龙山去了。听说还是让他在那里办了个师范学校。八十年代,我在《金陵残梦之四逐鹿陕甘康》一书中,知道袁补在1950年成都战役失败后撤离大陆面述往台湾,还被当局禁闭了几天。不过,他毕意是蒋军胡宗南嫡系干将之一,而我们娄老师哪里去了?我曾听家乡有人说、老师很早就是共产党,在铜川中学是作地下工作的。我如今回忆他那时的作风确有共产党的味儿。但他跟着那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北上又是为了什么?现在,我不知道他的下落,但他却已经成为我记忆中的个神秘人物了。

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规定的纪念节日很多。如“三月十二是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后被定为“植树节”。“三月二十九”是辛亥革命黄花岗七十二烈土纪念日,后来又定为青年节。“四•四”为“儿童节”,“五•四”运动纪念日,“五•三”济南惨案纪念日,“五•五”宪政节是国民党颁布宪法草案的一天,“五・九”国耻节是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ー条之日,“五・三”为上海沙基惨案纪念日,“六・三”戒烟节是林则徐烧鸦片的一天,“七•七”芦沟桥事件,“八・一三为淞沪抗战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是日本占领东北沈阳的第一天,“十・十”是双十国庆节等等。在这些节日里,有的是由全县各界联合统一扩大举行纪念有的是学校机关内部自行安排,进行象征性的简单活动。

我记得在一次全县各界的纪念大会上,有“自由讲演”项。学校安排我上台讲演过一次,我已记不清讲的是什么内容了,只记得把老师改过的稿子练习着背了两天那天,我上了南门口大操场的讲演台,看到那么多的人都盯着我,特别是有县长和土绅们都在场,我愈加害怕,只是把头抬得老高,不敢正视台下,一阵机关枪的“倒核桃”,背通了一遍讲稿跑下台以后,心还“扑嗵,扑嗵”地跳了一大阵子才镇静下来。

学校的纪念活动无非是出个壁报,写几张标语口号,开个什么会,举行唱歌或球类比赛。由于时局的微妙变化,热烈愤怒的抗日歌曲唱得少了,寓意深刻的三十年代其他进步歌曲唱得逐渐多了。如像“大路歌”、“渔光曲”莲花落一一“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以及“开路先锋”等歌曲。尤其是那支”“开路先锋”是电影《大路》的插曲,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张师毅填词,聂耳作曲的这首歌子,几十年来,我有时自哼自赏,真是味在其中。听吧!“轰轰轰!哈哈哈!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不怕那关山千万重,几千年的化石,积成了地面的山峰,前途没有路,人类不相通,是谁阻碍了我们的进路,障碍重重。大家莫叹行路难,叹息无用,我们要引发埋在地下的炸药,对准了它轰,轰轰麦!看岭坍山崩,天翻地动,炸倒了山峰,大路好开工,挺起了心胸,团结不要松,我们是开路的先锋。轰轰轰!哈哈哈哈,轰!”歌曲真是寓意深刻,气慨豪壮。后来,教唱歌的老师缺了,我们那位娄团长的妻子学校女生管理员张源亭为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音乐课。她低矮的个儿,憨厚和蔼的面容,虽然手风琴还弹得不错,但她教唱的“风飒飒,草姜萋,静悄悄夜里,多么悲凄!已去的流水啊!莫再来雕刻我的心里。”还有英语歌曲《甜蜜的梦》都是格调凄凉,没有时代气息的抒情歌曲。学过的三首英语歌曲,只有美洲名歌《老黑奴》给我留下了妻凉悲惨的深刻回忆。

纪念节日当中,除了“公”字牌的,还有许多民族传统的节日。这里要叙述的主要是“清明节”。每年的清明节,学校要放三天假,好让学生们回家扫墓祭祖。但那时,国民党政府每到清明节,要派大员去祭“黄陵”,就是要到中部县即今黄陵县桥山祭我们中华民族的先祖轩辕黄帝陵。我们学校的学生,集体整队于清明的前夕下午到南关去迎接路过同官县的祭陵大员。名义上是当时的中央政府祭陵,实际派的多是国民党在西安身为中央委员的陕西省大员。因之,以往西安靖缓主任杨虎城等人都祭过黄陵。但我参加迎接过的却是先后几任的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孙慰如、熊斌、祝绍周和国民党监察院晋陕监察使王陆一等要人。这些大员分乘大小汽车,由随员武装陪同,并带有洋式大喇叭的军乐队。县上的士绅在大员们下车后,陪同他们从迎接队伍前走过,有的人鼓掌欢迎,我们学生是举手敬礼,接着他们就乘车继续北上了。而我们学生们回到学校还得再到北关去迎接他们返回。因为大员们都是在当天晚上举行祭奠仪式的。第二天返回时,要在我们同关休息一阵。在接迎代表国民党中央的晋陕监察使王陆的一次,是在我们学校会议室休息的。我是三个室内招待员之一,我穿着童子军服,背着手“稍息”式地站在那里,看到穿着蓝长袍短褂光头低胖个儿的王陆一,坐在那里吃了几颗花生米,喝了点茶。其实,我们几个招待员什么事也没干,只是从灶房里提了几壶水,倒水沏茶装烟的任务都被县上的主要人员代替了。在送走这些大员后,我们才能回家过清明节。

清明扫基,是我们民族传统习俗。我们宜古村郭家一族是个大户,子孙成群,所以,上坟扫墓也是一支不小的队伍。全族的男人由年长者率领,各家带着各家的香和祭品,其实所谓祭品,只不过是一碗上面有几块油炒鸡蛋的豆腐粉条凉菜而已,外加几个白面蒸馍。我们祖父母的坟都在宜古村周围,我们得先从祖父的坟祭起。瓜地坡的祖父母坟上,长着一棵附近绝无仅有的大松树,这几乎是我们的骄做。上过坟,我们围着那棵松树转了又转,看了又看,并拣几个包着松籽的“松塔子”玩。随后就由西向东经过西岭上、育园子、差渠里、桑园里最后到达南岭上结東。上坟时,先烧香并挂上纸作的“长钱”,再把祭品摆在地上,并给坟前埋一点食品,接着大家都跪下,香后破个头就是了。然后孩子们跳跳蹦蹦,大人们有的给坟上培土,有时还栽一两棵柏树。长辈们总是唠叨着对小辈们说:“你们如今连老先人都不想要了。不能忘恩背祖啊!”在最后一座坟前,大家把祭祖的食物集中在一起,围个圈子吃了起来。我记得,筷子总是很少,我们跑着折根嵩棍当筷子,吃完后回家,上坟扫慕就算结束了。

我们的祖老先人的坟都在陈炉镇和军台岭一带。由于路途远几年オ去一次。有一年六叔父和亚民哥带领我们去过一次,那里杂草从生,有的坟基隐约可见,有的已颓废无迹了。叔父也找不到具体地点,也认不清有什么痕迹。于是大致指个地方,我们只是烧一把香,挂几条“长钱”连头也不碴一个就算完事了。而叔父还是很满意地说“这就好,只要你们记着老先人就行了!”

至于端阳、中秋等节日,在我们宜古村就更简单了。我只记得在端阳节有许多香包(即荷包)带在孩子们身上。这些包着香草和雄黄的小玩意,是陕西农村妇女的拿手手艺,可以说是一种“布头工艺品”。一方面可以防虫,另一方面可以欣赏它五光十色的造型,难怪有些大人们也暗暗地带上一个荷包而藏在衣襟里面。端午节在门上插些艾嵩和柳条却是古老的传统了。因为农村少有酒可喝,当然就谈不到什么“雄黄酒”了。

八月十五中秋节,那时宜古村人没有条件每家都能吃上月饼。当然,我们家里还有父亲的那点条件,但有时吃到的月饼最多是每个,而多次是半个。八月十五吃月饼在我们家乡传说是为了杀“鞑子”。就是说把当晚要一哄而起杀“鞑子”的讯息包在月饼里,吃月饼时就得到了统一的信号,当然这是我们地方的一种传说。到底这个所谓的”鞑子”是指什么人。有的说是元朝的蒙古人,还有的说是外国人,说法不一,也无定论。八月十五,只说月儿圆了,但我却不记得有人赏月。

每年的春节,我们们家乡也和全国一样,过得非常热闹,年年都要耍“社火”。1943年春节时,我村扮的“社火”是跑早船。当要进县城去表演时,行经七里铺与矿区和公路两旁临时住家的河南难民混战场,打了一次架。说起那时,我们本地人与外来的河南人的矛盾,还得从河南难民说起。抗日战争开始后,山西太原与河南开封、郑州、洛阳相维沦陷。特别是山西失守后,西北工业的动力用煤成了大问题,于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建设厅于1938年就开始在我们同关开采煤矿。经过几年的努カ、才在五里铺开出了一口以三十马力高车吊煤的所谓“同关煤矿”。随后修通了陇海铁路的咸同支线,主要是为了往西安、宝鸡和天水等地运煤。河南省全境沦陷后,河南人民和全国其他各省人民同样,不愿做亡国奴,他们为了生存,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沿陇海线西来逃难。包括咸同铁路支线沿途各地都有河南难民临时性的“安营扎赛”。他们搭起简易棚,挖了小窑洞,靠卖苦力为生。在我们关一带,主要是推小车,由煤矿往火车站运煤为主,而本地农民为了能挣点钱用,就以自己的牲畜驮煤运送,这样,他们之间往往因让路、撞靠而发生矛盾。因此,彼此斗殴吵架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我们宜古村的斗殴,在当时是比较出名的。再则,前一年春荒期间,野狼成群,到处伤畜咬人,特别是河南灾民,房舍窑洞简陋而不够安全,常遭野狼袭击,不知何人编了一首歌谣:“年到三月半,狼虫成千万,不吃此地猴,只吃河南蛋”。“此地猴”与“河南蛋”的对骂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都加深了本地人与外地河南人的鸿沟。因之,我们社火刚到七里铺就遭到河南人的石头袭击。我驾的那只早船前舱被一块石头击中,并打灭了船头上一只灯笼。两个帮船的大人将我和船转了个身,立即沿着铁路往回跑,两船一车明烛腊火,当然是袭击的明显目标。我毕竟是个小孩子,胆小而害怕,两根船绳系在腰间又不便脱身,只得驾着船拼命地向后跑,有时碰在铁路的铁轨上,摔倒了爬起来又跑,跑得我肚子疼,几乎出不出气来。这时,船上的几个灯笼都摇晃灭了,我只听见铁路边的平地里,一片吆喝对打声。我驾着旱船一直跑到十里铺保公所的院子里,保公所的人拿出了步枪严阵以待。随后社火队的人都先后回来了,事情也就这么结束了,我们进城耍社火的事也就这么拉倒了。

初中三年的几个假期生活,过得也是比较惬意的,除了那时学校放的十天收麦“忙假”。在家里过的比较紧张外,其余的几个寒暑假都是在从容中度过的。上了初中后的一个假期,我才开始去西安。与其说是去看望在西安住家的亚雄哥,不如说是去西安游逛一下。我记得第一次是随我们村上的吕德帮和王同儿一块在桃园火车站乘“煤子车”去的,途经三原时我随他们一块下了车,到了三原县民团团部,他们是去找在民团当团长的同官陈炉镇人景云的。我记得他俩给靳景云介绍了我以后,新说:“啊?你是亚雄的弟弟!”吃过一顿饭后,我就去西安了。后来回到宜古村后,我隐约听人说,吕、王那两个人把西村旯旮子那个外地“门郎女婚”弄死并丢到北沟里去了,所以他们两个出外吃粮的为了避难。事实究竟怎样?至今我不清楚,但却留在我的记忆里了。那个民团团长靳景云,我也记得后几年在黄堡火车站下车时不慎失足,被火车撞死了。因为这个人,当时在家乡还是小有名气的人物。我随后几次去西安,有两次遇到日本飞机的空袭。自1938年秋,日本三十六架飞机扫荡西安城内,施了个下马威以后,飞机再来都是轰炸西安飞机场的。我遇到的正是后几年的这种情况。西安东关“大华”纱厂的汽笛是西安的防空主要信号。“鸣——鸣——汽笛拉响以后,各城门和城墙上都由防空队员悬起了大红灯。兄嫂们住的报恩寺街紧靠西南城墙根,我们出了后门就有城根防空洞,避起来倒是容易。但由于长时期的防空成了人们的一种负担,从而就产生了人们的饶幸心理,这时的西安市民把防空也不怎么当回事了,所以,往往是第二次紧急警报发出后,许多人才离开家里,紧急警报发出,也真的敌机就来了。我两次都看到,西安飞机场的几架中国飞机,在空袭警报发出后,就亮着三个机灯提早飞向户县秦岭的山洞里躲避去了。因而,我没有看到在西安的空战场面。后来在当时西安的民众教育馆的院子里展出过一架被击落的日本飞机,据说是从咸阳方面运进城内的。

敌机飞临西安上空,都在晚间十点以后,确实那时他们的轰炸目标只是是西安机场,但在旋空飞绕时得经过我们所住的报恩寺街的上空。在轰隆轰隆的一阵爆炸声中,院房的玻璃和纸窗都被震得哗啦哗啦的作响,接着,盘旋轰炸的第二轮敌机又经过我们的头顶,这时候我们真怕掉下炸弹来,于是默默地祷告着敌机赶快飞走!赶快飞走!但最终都平安度过了。当时西安的主要街道和十字路口都修有防空洞,和现今的城市地道形式相似,虽然都是两头相通,但质量厚度和通风设施都非常差,卫生条件更差,里面的大小便也无人清理。在警报拉响以后街上的行人都得进去。至于防空期间的灯火管制,则是严格而有序,届时全城一片黑暗,寂静而阴森。

当时的西安,都说政治形势很复杂。但抗日的呼声仍然很高。“抗战到底”“抵制日货”“争取最后胜利”的标语到处可见。而令人气愤的是西安市还有汉奸在秘密活动。例如敌机轰炸西安时,总有汉奸在阴暗处打着“信号枪”为其轰炸提供目标。汉奸卖国贼,在任何时代都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因刺杀清朝摄政王而留有“慷慨歌燕市,从容作囚徒,饮刀逞一快,莫负少年头”名篇盛名的汪精卫,由于他投敌卖国,只得落个遗臭万年的下场。那时,在西安莲湖区公园大门口,也铸了汉奸汪精卫与夫人陈璧君各跪一边的两座大铜像。游人和孩子们给他们脸上撒尿抹鼻涕,跪像的头部的脏物结成一层痂,尽管已经够难看的了,但我每次去,还是要给他唾口水。但在抗战胜利后,汪精卫夫妇的跪像不知为什么又被搬走了。

假期,在宜古村家里度过的日子,也是非常丰富和有趣的。我从小时候就喜欢猫和狗。由于老鼠多,家里常年都喂着猫,我喜欢抚弄猫,也关心猫的的生活,猫当然对我表示亲近。至于狗,是我在假期放牛时建立了友好关系的,特别是堂弟亚忠家的那只叫“黑美”的狗,是全村孩子们都喜欢的,它聪明伶俐,很通人性,经过我们平时的训练,它很能体会主人的意图。它是我们真正的“忠实走狗”。但它太任性了,和我们一起走在路上,遇到生人就大叫,这就有些讨人嫌了。遇到别村的生狗,那更是决不轻饶,这样,它就和西村的几条狗结下了不解的冤仇。一个暑天的下午,它在西村和那几条狗发生了遭遇战,以高财东家那只比它大得多的狗为主力,一个咬腿,一个撤腰,两个咬头,这样一场混战后,它的眼、嘴、遍体鳞伤,不食不动地卧倒在西场的麦草堆里,我们设法以土方治疗,包扎、清洗,但是我们的治疗条件并未奏效,五天之后,它还是一命呜呼了。不用说,我们难过极了,接着我们一群孩子为它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它掩埋在桐树园子的树底里,当时还发誓要为“黑美”报仇。就是要设法治死高财东家那条为首的狗,但是始终不能得手,时间长了,也就不了了之。虽然还有五叔父家的一只“白美”,它洁白得像一个雪团,但它的智慧和伶俐程度哪能和“黑美”相比呢?

寒假的冬闲时节,村里人为了享受一年四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欢乐,常要请外地的牛皮影子戏到村上演几个晚上。那时的牛皮影子戏在农村很流行,只是照明设备太差。一个土瓷大碗里装满了植物油,大多是蓖麻油,放上四五根手指粗的棉花捻子,挂起来点燃照亮白布帐子,,帐子内是“五人忙”;帐外人却从容不迫地坐在站着看戏。这种牛皮影子戏在我们家乡是历史非常悠久而源远流长,是深受广大农民喜爱的传统戏种,虽然称不上梨园中的奇葩,但会和木偶戏一样流传下去的。陕西是中国皮影戏发源地之一多种皮影唱腔各异,造型及风格也各具特色。我们村上请的皮影戏,多是陕西华县以一个小碗碗作为节拍器的“碗碗腔”的那种皮影戏。皮影戏也叫“五人忙”,一台皮影戏就是有五个人分工合作的。第一个人叫“签手”,每个皮影由三根竹签撑着组成,技术高的一只手可以操纵三四个皮影人,九至十二根竹签。一般“签手”一只手只能拿两个皮影操纵六根竹签。第二个人叫“前首”,他一个弹月琴兼唱和道白,和带打堂鼓、边鼓和手鼓,还得负责开场吹打乐曲中的口技。“前手”位于“签手”的左侧。右侧的第三个人叫“下档”,负责为签手随时准备及时需要的皮影道具。“签手”的左后方坐着第四个人叫“上档”,他负责二弦、唢呐,和大号的吹奏,并抽空为同伴们端倒茶水。右后方的第五人称“后曹”负责碗碗、马锣,铰子和绑子的演奏。这五个人挤在四五平方米的台子后面细心操作,真所谓“一双巧手调动千军万马,二根竹签表尽喜怒哀乐”。当时皮影戏唱的多是迷信神怪,荒诞之类的,如“香山还愿”“盗仙草”“水淹金山寺”和“唐王游地狱”“二十四孝”以及“天兵打仗”等等。那时的皮影,除了眼睛不能动之外,耍皮影的技巧是高超的,特别是打仗的场面,锣鼓配合得非常和谐,那斩杀提头的动作飘洒利落,真可谓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只不过没有血水淌下来而已啊!

当时学校的寒暑假较长,学校除了布置大楷,小楷外几乎没有其他什么作业。农村的孩子总得参加一点劳动。我名义上早已“过继”给五叔父了,但我大都生活在我原来的家里。两个嫂嫂虽然经常开玩笑地说:“你已经是给了人家的人了!”但我并不在乎,因为父母并不把我当“给了人的人”看待,况且我上学的一切费用,包括每月送五六十斤面粉,都是由父亲作主供给我的。五叔父家本来也不怎么宽裕,他们从来没有答应过供我上学念书,因之,上学期间,没给我一分钱,没送过一斤面。但我假期里回到家里,还得为他们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主要是割青草和放牛两项,放牛不怎么为难,只是割青草并不那么容易。汉塬缺水,割草困难,即使春秋两季,青草也很少,往往出了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割,更不能结伴人多,不然,都挤在一块,虽然热闹,却割不了多少青草。有时自己事先发现了一堆好青草,还得保守秘密,悄悄地独自割回来。然而,更多的情况是成群结队,背着草笼或麻绳,手持镰刀向门前沟、羽子沟或北沟进发,几条沟里,杂草和小灌木长得还算茂盛,但牛马可吃的草却并不多,加之,沟里常有草蛇和“麻子峰”出现,那草蛇中的“绿菜爪”“黑乌鞘”在草林里疾驰如飞,倘若一脚踩在它的身上,就非同小可。所以我们事先总是抓起几把土扬起来,以探虚实。一旦发现,大家就会全力围剿,有时被我们砸死,有时侥幸潜逃而去。至于那瘦小的“麻子蜂”可真机智伶俐,筑在小灌木枝杈上的蜂窝,一旦受到震动,就会起飞巡逻,我们用土块打过去,他们的“敢死队”就会顺着土块飞过的空中路线疾追进攻的人,我们这时就爬在地上,手持一把野草,准备应战。因为“麻子蜂”是蜇高不蜇低,他们巡逻搜索好一阵子后,才返回蜂巢安静下来。我们既然发现了目标,就不会绕过他们的,于是采取“撒尿加湿”的偷袭办法,彻底消灭他们而后快。遇到这样的打蜂斗蛇折腾,我们就更割不了多少草了,所以,有时带回家的,只是一两把草。我割的草不多时,五叔父就对叔母抱怨、唠叨。而我们割草的成绩稍好些,精明的五叔母就加盐添醋地对我说,叔父怎样怎样夸奖我。因为我的“过继”是叔母的主张,她在一定的程度上和范围内要袒护我,这也是她不得不已而为之。

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是我初中毕业的一个学期,这半年还有几件事情,也得加以叙述。

第一件是五叔父家为我成亲。为我及早成亲,是五叔母的如意算盘,就是为了有人伺候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于我开始不愿意,父亲有一天在三伯家里找到我,他提一根担水用的扁担来打我,多亏当时在场的人劝解和阻拦,他发怒地大骂我一通,又扑向我几次都未能得手,只得脱掉鞋,用鞋底扑打,最后把鞋掷过来,总算打在我的身上,他想通过这种行动一下子制服我。由于父亲平时就很威严,我哪敢再抗拒下去,终于在这年的二月,不动声色地,在没有任何同学知晓的情况下,悄悄地回到五叔父家与邻村的常姓姑娘结了婚,这结婚的费用全是五叔家出的。

第二件事是,这年三月,我在同官中学毕业的前夕,集体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当时每人发了一个有晴天白日的满地红标志的布质圆形袖章,参加后没有什么活动,我在其中也没有担任什么职务。当时是说:不参加三青团,毕业后没有出路。

第三件事就是当时震动我幼小心灵的国民党军队中的拉壮丁打逃兵事情。那时听到拉壮丁,群众都是谈虎色变。“拉壮丁”比“跑土匪”还要恐惧的多,有些壮年男子因此而流落在外,多年不敢回家,有的全家搬迁他乡,永不再来。老百姓听到说,今年粮紧款紧还能承受,听到说“今年兵紧”,就惶恐不安了。国民党政府拉兵的单位叫“师管区”,师关管区的军人的军人到了地方之后,各乡保就立即支应,除了抓走所谓抽签抽中的少数人外,多数是由各保各村出钱雇人顶替当兵的。已经交到师管区而逃跑了的,他们再次来抓。我兄弟五个,虽然上学念书的有三个,但按当时的规定,还得有一人当兵。父亲所以愿意当一两年保长,正是因为为了“包庇”我们兄弟不去当兵。老百姓不愿去当兵,除了历史上“好男儿不当兵,好铁不打丁”的思想影响外,主要是当时国民党的兵,受苦受难太大,把兵不当人。我们学校门前大操场上,我亲眼看见那些被绳子绑着胳膊连成一串的壮丁,被师管区的军人像牲畜一样地牵着,再武装押走。我还多次看到那些当兵的吃饭的场面,饥饿不堪的士兵围成许多吃饭的小圈子,两眼紧盯着饭桶。一声开动令下,真是你争我夺,狼吞虎咽,最后掀桶底,抢锅巴简直像场混战,长官还喊问:吃饱了没有?士兵们慢腾腾地回答道:吃——饱——了!长官很不满意这样的回答,于是提高嗓门再一次地大声问道:吃饱了没有?那些当兵的只好高声回答:吃饱了!我当时看到,他们分明没吃饱。当然,不一定全国的当兵的都是那样,但这却是我所看到的实际情况。那些当兵的不但吃不饱饭,而且按时换不了军衣。我也亲眼看到操场上操练着的那些士兵,往往是已经到了炎热的夏天,还穿着破旧的棉军衣。寒冬已临,却仍穿着已经褪了色的单军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许多士兵的鞋袜都是由家里带给的。我常看到跑步走的队伍中总是有人喊“报告”出列,原因是掉了鞋。至于卫生条件那就更差劲了。疥疮大为流行,传染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这一切据说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是层层克扣士兵粮饷,到了连队已经少了许多,而连部一级的最后克扣更是惊人的。军队各级“吃空名字”在历史上也不会是新发明。吃空名字是一级哄一级,下级哄上级。多几个没有实际人在的空名字,就可以多领粮饷。但他们的上级也搞突然袭击的所谓“点名阅兵”,我记得当时我们村上也临时派过几个人,为驻军某部冒名顶替以应付兵不满员的“点名阅兵”。

第四件事是初中毕业后去三原参加陕西省三原区“毕业会考”,将要毕业时,我们同官中学第一个班一秋三三级为母校留下了第一块毕业纪念大木匾,匾上刻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八个隶书大字。这是富平县著名书法家寇遐题写的,大木匾的下方还刻着全班同学的名字。另外,每人都准备了一本师生“题词”纪念册。我的纪念册是和我有许多外国邮票的集邮本订在一起的,是战时一种带灰色的厚纸做的。严木三校长给我的题词是:“满招损,谦受益”。窦多寿老师的题词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其余的我已经不清楚了。另外当时的同学们还统一油印了一份全班同学通讯录,主要是住址和通讯地址,以便将来取得联系。

七月底,我们全班同学乘火车到三原县北城省立三原工业职业学校参加统一会考。最后,我的成绩优秀,取得了进入全省任何省立高中的免试资格,这就是当时受人羡慕的所谓“免试生”资格。高中当然是一定要上的,但究竟上哪个学校的高中,这就得根据家庭和自己的实际情况,由父兄们作最后决定了。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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