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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方泉小学(同官县立大成街小学)的前世今生

2019年11月12日 22:55:52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郭亚文 浏览数:383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一九三八年九月,我考进了同官县高级小学。在当时,全县先后成立了三个高级小学。同官县城高级小学称之为“一高”,陈炉镇高级小学称之为“二高”,黄堡镇高级小学称之为“三高”。同官县城的这个“一高”随后改称为“同官县立大成街小学”。

「铜川记忆」铜川方泉小学的前世今生

从这个学校上学开始,我便使用了父亲所定的“亚文”这个学名。到同官县城上学读书,对我这个距县城15里的乡村孩子来说,可以说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因为家乡有句谚语说:“离城一丈,就是乡棒”。所以我这个“乡棒”要到同官县城去上学就必须得打扮打扮。于是,母亲便把大哥在外地上学时穿过的一件有三个兜的中山服上衣,为我改做了一件制服。制服穿上到也非常洋气,但脚上的鞋虽然也是新的,可袜子却是用白粗布做的。尽管没有穿上一双所谓线织的“洋袜子”,但我还是高高兴兴地进城上学去了。

「铜川记忆」铜川方泉小学的前世今生

同官老县城,是个城区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四方四正的砖包城。县城除了四座城门外,在东南角城墙上还有一座亭子楼。每每进城走到转弯处的三里洞时,我首先就看到那座高于城墙的亭子楼了。现在回忆起来还真有点幼稚可笑,每每快要进城的时候,我的浑身就紧张的不得了。以往曾跟随大人们到县城里跟过几次会(当时把进城赶集叫“跟会”) ,每次进城门时,看见那两个在城门口背着枪站岗的“粮子”,我心里就感到害怕。这种惧怕心理,直到我进城上学以后,还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啊。

同官老县城建立在漆水河西畔,在济阳山、印台山和北山之麓。县城依据那地势险要的三座大山,居高临下,直扼同官县的咽喉。县城北面的山头和山坡住满了人家。印台山、北山的旁边还有一座同官“宋塔”。同官宋塔以青砖砌成,平面为六边形,外观七层,高十五米,其层次由下而上逐层递减,外形为多层密德式枋木结构式建筑。塔的顶端有铁刹,塔刹由仰复莲座,覆和相轮、宝珠等组成。同官宋塔依山而建,位置较高,站在塔旁眺望,县城景观尽收眼底。

同官宋塔的临近处,还有座关帝庙。庙内因有一两个道人常住,所以香火不断。县城的四个城门上各有小城楼一座。东门外一片菜园,西门外有一口大泉,南门外水磨旋转,北门外骡马市场热闹非凡。城内街道规划整齐,瓦房鳞次栉比。南街和北街是商店,西街是衙门,东街属邮电。除了文庙与城隍庙外,城郊还有泰山庙、三里洞和孟姜祠等名胜。

「铜川记忆」铜川方泉小学的前世今生

我们的大成街高级小学座落城内东南角的大成街上。文庙在此,孔子圣位在此,故街名“大成”,校名“大成街小学”也理所当然。大成街小校是当时同官县颇具规模的公立正规高级小学。学校有宽阔的宫殿式的油漆红柱大门,环境优雅而清净。校门前是宽广的公共体操操场,与校内的建筑设施相协调。走进学校大门,一条笔直的道路像中轴线一样,把学校房舍对称地分割在两旁。走过学校最前边的一段院落,首先看到的是分列在两旁的校长室和管理室。再过一个院落,两旁则全是整齐的校舍。登上面对校门的三个台阶,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穿衣镜屏风,屏风仿佛随时都在检验着每个人的仪容仪表。我每每经过这座高大的屏风,都会自觉不自觉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越过屏风,是一座别致的校园小广场。靠墙的两旁,各是一条有着木栅栏并带遮檐的宽走廊。两廊之间的广场院落,全以青砖铺地,平滑而整齐,这里是学生集会活动的场所。两廊的背面是学生宿舍,宿舍东称“和平村”,西叫“奋斗村”,再沿中轴线上两个台阶,则是一座过廊,过厅的两旁排列着四座刻着小格木花门窗的教室。穿越过后厅,是一座小院落,那里是教师办公室和教职工宿舍。学校的最后面是校内体操场。操场的正对面有一座戏台,戏台是唱歌和演剧的地方。操场上的设施不多,主要有篮球和网球两种,后来还增设了兴时起来不久的棒球。至于跳高跳远赛跑就随地挖个坑立个杆杆画个线线就成了。从学校的布局看,这是一座专门修建的规范性的学校,不是通常旧址新所改建的。但我感觉到,唯一美中不足之处的是宿舍“奋斗村”附近的厕所,不只是因为它建立在文庙大成殿的背墙后,更重要的是那一带脏乱不卫生,还因为那里听说曾经死过一个学生。因此,同学们都很讨厌那块地方。 大成街小学是个完全小学,按当时的教育制度规定,实行的是“高三” “初四”年制。“高小”有春、秋两季,我上的是“秋三零级 ” ,即民国三十年秋季毕业的一个班级。学习的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游唱、体育、工艺等。“高小”最后一年还加有珠算一门课。学校每座教室里,除了正面墙上悬挂孙中山的遗像外,还张贴有“总理遗嘱 ” 和“教育宗旨” ,这两个东西的内容都要求学生熟背,所以几十年来,我还未曾忘掉。总理遗嘱的内容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解放,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 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宣言。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实现,是所至嘱。

孙文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一日

教育宗旨的内容是: “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实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我在大成街小学上学时,正值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之际,虽然在教学内容上还无其他改变,但学校里的抗日气氛却是很浓很浓的。老师们除积极负责教好所学课程外,还尽力支持学生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校长任忠杰是全县有名望的教育家,老师们都是教学时间很长、教学经验极为丰富的中年知识分子,像教国语的张文解先生。教算术和珠算的老师也是我们学生极为尊敬的老学究。这里特别要叙述一下郑子才老师。郑老师是山西省人,估摸将近四十岁了。郑老师的衣着整洁、办事利索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郑老师经常穿着多纽扣的黑色马裤,头戴呢礼帽。帽檐总是遮盖着他的前额,看起来似乎快要掉下来。因为郑老师还是我们班的课任教师,所以,郑老师经常对我们说:“低戴帽子的人是最爱交朋友的人。”我现在还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道理。郑老师代全校的体操课,他精神饱满,行走敏捷,言谈做事有时竟像一位朝气蓬勃的青年。黎明时学生出早操,郑老师从来都是第一个到场。“立正——”,郑老师那一声清脆、干练而尾音拉很长的口令,立即划破黎明前的寂静长空,全校几百人吵喳的学生队伍也就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了。接着,他手执那根藤条教鞭,快速地跑动把早操队伍整理为“一字型”一条线。跑步完毕,走正步时,郑老师便领导我们唱起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当唱到最后三个“杀”字的时候,同学们都声嘶力竭地怒吼,简直可以说是同仇敌,杀声连天。此时,我们的郑老师是那样的可敬可爱。当时我常常在想,郑老师为什么总是那样的精神充沛?郑老师是我“高小”阶段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师,遗憾的是,郑老师他那黄瘦的老婆却是一个吸食鸦片的“大烟鬼”。我几次回乡探亲,都在打听郑老师的下落,但无人知晓他的去向,也许,郑老师早已经离开了人世。

在上“高小”的这阶段中,我同样经历了许多有趣和有意义的事情,令人难以忘怀。于是我得将它们记述下来。

我到城里上的“高小”的头一个学期,亲眼看到一次县太爷“打板子”的场景。那是一个才开学不久,还未正式上课的深秋下午,不知怎的,在学校传出了县长下午二堂审案要“打板子”的消息。于是,我们一伙同学就直奔县衙门而去。我记得在大堂之后的二堂,小个子的县长站在台上,他那个大个子的护兵挂着盒子枪站在一旁。县长一声令下“重打五十”后,几个穿黑军服的“差人”把那个犯人拉到一个小长方形的木凳子前单跪下,那条木凳中间有四根窄皮条穿过四个小孔通过凳面,犯人的一双手的四根长指头被套在四根皮条中,从凳子下面拉直绑紧。另一只手被反绑在身后。有两个差人按着犯人的肩和头,另一个差人手执三尺长的厚木条板子,快速地打着犯人被绑死了的手掌,口里有节奏地喊着“一、二、三、四、五…一十!”这时犯人叫苦连天,请求烧命。据说,差人打得轻重,要看犯人绑在身后那只手的手指如何表示,大概是暗示给多少钱吧。这个场景就像戏台上的县太爷打板子,这是我一生唯一看到的一次。

我进入同官县立大成街高小上学之时,正是芦沟桥事变一周年的过后不久,虽然一年之内,半壁河山已沦入敌手,但是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依然顽强,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抗战到底!”“誓死不作亡国奴”的口号响彻云霄。在秋季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传来了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投敌卖国的消息。汪精卫逃到越南,发表投敌电,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我记得当时老师给我们读着一篇讨伐通电文章,其中有“汪逆兆铭,匿迹越南……,”等词语,现在已经记不全了。汪精卫,字兆铭,投敌后在南京成立了伪政府,后来病死在日本,战后未能受到审判,但他已成为铁打铜铸的历史罪人和大汉奸了。

「铜川记忆」铜川方泉小学的前世今生

一九三九年三月,学校里有了“西北青年抗敌后援会”的组织,我记得是白萌亭老师出头,介绍我加入了这个组织,并发放发了一张“抗敌后援会”的会员证,这是一个进步的抗日群众组织。在课余之时,我们也上街贴标语,喊口号,宣传抵制日货,向人们宣传二十九军大刀队的杀敌勇猛和八百壮士谢晋元团长保卫“四行仓库”的壮烈事迹。特别对那在炮声隆隆中游过苏州河为大楼守军“八百壮士”送旗的女学生,我们佩得五体投地、热泪盈眶,说了又说,讲了又讲。至于对台儿庄、平型关的胜利,那更是大宣而特宣啊。每逢纪念日或节日,我们还出璧报演新剧。我记得演出过话剧《东北角的一颗炸弹》和秦腔新戏《张路投军》等。

当时的同官县城,由于所处环境和当时通讯条件等因素的限制,我们只知道正面抗日的国民党战场的一切,不可能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战场的情况。但我们学校的宣传和宣传的歌唱都是进步的,都是抗日的。我记得有相当一段时期,每天晚自习后,在学校两廊小广场举行学生集会,大家高唱抗日教亡歌曲,歌声激动人心,响彻同官县城。“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园课堂……。“向前走,别退后,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停歇一会儿,同学们又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我还记得,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集会中,大家唱起了“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同学们不是在唱歌,而是随风怒吼,大声疾呼,那同仇敌忾的气氛,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那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每每回忆起那激荡的场面,我就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开始的松沪抗战,虽然坚持了三个月之久,但上海最终还是沦陷了。十一月国民党政府宣布由南京迁都重庆,十二月南京失守。虽有一九三八年的台儿庄大捷,及六月掘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让洪水横流,但仍未阻止日军继续前进。接着“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响彻了全国,也波及到我们大成街小学的校园,为保卫大武汉,大成街小校又一次掀起了抗日救亡的宣传高潮。但在十月下旬,武汉三镇还是沦陷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时气焰极为器张,四处狂轰滥炸,企图使中国人民屈服,就连地处大后方的西安、兰州也不时遭到日本飞机的空袭,特别是山西运城起飞轰炸兰州的敌机,要飞越同官上空。所以,防空袭,避轰炸的“跑飞机”就成了学校当时的一件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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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陕西各县都已建立了防空电话通讯网,一但日本飞机飞过黄河,黄河边上的白水、韩城、合阳等县便立即电话通知同官县。这样,同官县的空袭警报就响起了。警报大多是在夜晚九、十点钟左右响起,偶尔在早晨也有发出警报的。回忆起那时的“跑飞机”,也是挺有意思的。敌机情报一来,设在县城外印台山上的三眼土炮就“咚!咚!咚!”地三声报警,学校的代用警具“卖油梆"也紧锣密鼓地“邦!邦!邦”地敲起来,而且是从前院一直敲到后院。这时,学校的一切活动立即停止,同学们像乱了营的蚂蚁,争先恐后地涌出校门,跑向东门外的菜园或山坡。不久,敌机的隆隆声由远渐近,从东往西,一飞而过。有时在有月夜的晚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三架、六架、十二架的机群,每三架一组,一前两后呈等边三角形队形向西飞去。有人说每组前面的一架是带有炸弹的轰炸机,后两架是配有机关炮的战斗机。这些飞机飞得并不高,有时可以看到飞机上的“太阳旗”标志,我们所做的也只能是蹲在地上愤怒地咒骂而已。飞机飞远了,警报还不能解除,还得等待敌机返航,约莫半个小时,敌机轰炸过兰州以后,返程归来,直往东去。这时,印台山上的三眼炮,只放一眼,“咚!”地一声,就宣告警报解除,人们就开始从容地返回。但是,偶尔也有敌机刚刚返回,又有第二次警报响起的现象,这是第二批敌机的连续轰炸行动,好在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敌机的过境轰炸,断断续续,时松时紧,但还是持续了多半年的时间。时间一长,这种“马拉松”式的“跑飞机”,对我们也习以为常了,又因为我们同官县未曾挨过日本炸弹,大家逐渐把它当作“例行公事"了,甚至有个别人干脆不出城不躲避了,而我们一些同学却把跑飞机”当成玩耍的好机会了。坐在教室里学习,多单调多闷人啊!“跑飞机”在城外,自由自在,在菜园里还可以吃到老乡清脆的圆茄莲,躺在树荫下面可以有说有笑,虽然不具有诗情画意的色彩,但陶醉在大自然里总该是一种享受吧。

「铜川记忆」铜川方泉小学的前世今生

另外,要提到一点的是,当时县城有放“午炮”的报时制度,就是每天十二点整,有一声炮响报时。因之,每当午炮响过之后,有的同学就耸起耳朵等第二响、第三响,希望能是警报,以便跑出去玩耍。而有的人却相反,希望就此一响,不是警报,大家平安无事。真是有点所谓的“曹操诸葛亮,脾气不一样”啊!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大哥亚雄已从北平迁往陕西的西北联合大学,完成了他最后的一段学业。大哥早年在西安上学时就已参加了“陕西学生抗日救国会”,曾给家里先后寄来了几大张“西安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他和同仁们的合影相片。这些大照片以后装在玻璃镜框装里。大哥常给我们学校寄来了许多“西北大众”杂志,这些杂志是通过我们学校的“管理”。大哥的恩师郑郁亭先生常常将杂志分发给了大家学习。杂志中有大哥的两篇文章,都是以抗日救国内容为题材的,我曾保存了多年,随后也就不知下落了。

「铜川记忆」铜川方泉小学的前世今生

在抗日战争高潮的前三年中,在这个学校还经历了几件重要事情。一个就是迎接元世祖,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灵柩。日本向内蒙古进攻时,成吉思汗的灵柩,由蒙古的伊克昭盟越过长城经陕北迁往甘肃中兴隆山。我记得是一个秋风劲吹的下午,我们全校学生集合到县城北关去迎送。不一会儿,一队大卡车到了,在一辆大卡车的后车仓,悬挂着一幅镶有木镜框的大型成吉思汗画像,车上有武装军人看守。据说,车上有成吉思汗的灵柩,是用红布包裹着的,但我们没有看见。其余的车上站着许多头戴圆形红的蒙古人,身穿宽大的长炮,这是我首次看到奇装异服的少数民族。最前面的一车是吹“大洋号”的军乐队,最后一车全是武装军人。他们立正行礼后,车队由慢而快直向南边开去,未曾在我们县上停留,只是途径而已。

第二件事情就是迎送国民党的将军傅作义和程潜。那时候傅作义将军是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司令。他从河北和察哈尔两省抗日前线归来,传说他在百灵庙战役中立了大功。我们当时是以敬佩的心情迎送这位抗日英雄的。我只记得他在迎送队伍前下了车,向大家招手致谢。他当时穿一身不新不旧的粗棉布军衣,并打着绑腿,高高的个儿,精神抖擞地步行了一段然后上车走了。过了不久,我们又到北关迎送了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将军,他也是从北方前线经过同官回后方的。当时传说,他是被炮火埋在弹坑里而脱线出来的,到底情况如何,我们是不清楚的。但我们也是心情激动地迎送了他这位i“抗日名将”。我记得他坐在一辆轿车里,只打了开玻璃窗挥手致意,而没有下车。我却看到他黑胖的面孔,光头稀发没戴帽子。我当时想,他不会是一个高大的个儿,该是个矮胖子了。第三件事就是迎送南洋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去陕北共产党的延安。我们全校学生集合整队到了南关,等了很长时间,车队才到来。县上各界头面人物到前面迎接他时,他立即下车步行。在迎接队伍和人群面前,他走得很慢,他边招手边鼓掌,微笑着面对群众。他穿着一身素色西装,戴着细丝眼镜,不瘦不胖,不高不矮的中等身材。既不是大腹便便的商贾富态,也不具高人一等的傲气,我只感到他是一位慈祥而和蔼的长者。听说,他在南洋有几处橡胶园,所以给全国抗日战士每人赠送了一双胶鞋。还在南洋东奔西走,号召爱国华侨捐款支援祖国抗日,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侨领。另外,在他回国时带了一大批他自己的一本著作《南洋回忆录》。我记得给我们学校里也分赠了许多,因为不用钱买,所以学生人手一册。我记得学校的管理室门前还剩了一堆,书的内容主要是写他到南洋创业的经过,对胶园创建的叙述最多。书中还有许多插画和照片。我虽然也看了,但未曾留下很深的印象。

至于每年清明前夕,迎送大员祭奠黄陵既是定期的,更是少不了的。多数情况是由陕西省的大员代表南京中央政府祭奠的。

在迎送了这些“大人物”之后不久,从陕北长城外缓蒙前线押送下来一些日本俘虏,途经我县住宿了一夜。这件事也轰动了山城,我记得是一个饭后的下午,同学们都在操场上活动,忽然有人喊:“来了日本俘虏,看走!”于是我们直往街上跑去,看到在南街骡马店的院子已经挤满了人群,在一辆铁甲战车上站着几个俘虏,场边有几个武装军人持枪保护,我看见其中的一个穿着破旧的黄色军衣,钮扣也不齐全,低胖低胖的个儿,满脸胡须,皮肤晒得红黑。他没有面对围观的中国人民群众,而是抬头远望着城郊的塬头。看起来,他并不恐惧也不失意,保持着一种平静状态。由于观看的人多而拥挤,我再也没有看到其他情况。我当时心里在想,我们整天喊,打倒日本鬼子,原来日本鬼子就是那个样子啊。但后来又听有人说:那不是日本鬼子,那是些朝鲜“浪人”,替日本人当走狗的,究竟怎样,以后也没有人再谈论起这件事了。反正他们是被我们中国人俘虏来的。

抗日战争初期的紧张阶段,在我县城隍庙设立过一个“战时后方医院”。我们也曾有组织地去慰问过伤兵。他们残臂断腿地挂着拐杖,挂着绷带,有的还蒙着一只伤了的眼睛,穿了套旧军服,谈不上整洁卫生,看起来确实可怜。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究竟过得怎样。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感到他们的脾气太大,也许是由于照顾不周。他们在街上随便就开口骂人,什么“老子在前方卖命流血,可你妈的…。”所以到戏园里看戏从不买票,有时买东西也不给钱,同官县城里人人都害怕他们,对他们都是敬而远之。我在街上看见伤兵,也就老远老远地就躲开了。

抗日战争爆发的头两三年,是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国共真诚合作,共同一致抗日的黄金阶段。“全体国民总动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标语口号响彻弥漫全国。非常时期的中国人民,随战时体制的改变,一切为了支援前线,争取最后胜利而艰苦奋斗。全国是那样的团结,真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因之,对前线下来的伤兵,都能谅解。但我总是惧怕他们。

从一九四O年以后,形势逐渐有所变化。抗日的气氛不那么浓了,热潮也不那么高了。这样的现象反映在我们学校里也是如此。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希特勒进攻苏联,十二月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珍珠港,从而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横冲直撞,因此,就形成了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的全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学校里的口号已经不只是“打倒日本军阀”了,而是加上了

“打倒吃人魔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打倒德意日法西斯”。尽管抗日战争还在进行,但总觉得战场似乎距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

一九四一年,我们县上来了国民党的什么“别动队”。虽然不是大队人马,但听说都是做什么特殊工作的中级军官,全副武装,威风凛凛,是很有点来头的。我记得他们驻在县城里,并看见他们在学校门前的公共大操场上,训练保甲入员和壮年民众。“立正"“稍息”声中夹杂着噼噼啪啪的打人巴掌声,人们都在悄悄地议论说:“别动队真厉害呀!”听说他们也常干预地方事务,态度蛮横,连地方上的大小官员也得让他们三分。我还记得受训入员回来时,带着他们发给的两本书一本叫《国耻痛史》,另一本叫《赤匪罪恶》。前者是说国家的耻辱后者是骂共产党的。

还有一件与“别动队”有关的事件也值得叙述。我们学校的隔壁,除了文庙,近邻还有一个同官县立女子小学,有近百名女学生,三个外地请来的女教师。女学生们都是留着一根长子,穿着黑短裙的大姑娘。教师比较洋气,三个都是身穿兰旗枹、鞋袜讲究的女青年。在我的记忆里,男、女两个学校平时很少来往,我们男学生从没去过女子小学,不知道校内究竟是什么样子,有多少房子。而女学生们也未来过我们学校,我们在校外跟女校的学生相遇,即就是认识的,也不说话,不打招呼。这一点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那时大家都能遵守这种封建礼教习俗,因此,两个学校是和平共处的。但有一天夜晚,“别动队”的几个夜闯进这个女子小学,侮辱了女教师,所幸女学生都不往校内住宿。同学们听到此事后,都非常愤怒,但却没有闹起事来。不久这三个女教师也离开了我们同官县而他去了。加之,在一年前,南城门楼子上的一班大兵,绑架侮辱了这个学校一位家住南关的刘姓女学生,达一夜之久,人人义愤,與论哗然。因之随后不久,这所女子小学便停办了。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特别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于是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许多人向往共产党的延安,在我上高小期间,全国各地取道西安到陕北去的青年学生,成群结队地途经我们同官。我每星期六下午回家常和他们在公路上相遇。男男女女身穿长衫头包围巾,行李都很简单,每人除了背着一条毡子,只是些毛巾、牙缸、牙刷之类,有的跛着脚,有的柱着棍还有少数几个被人搀着走,看起来真是有些精疲力尽,但他们还是咬紧牙关朝前走着。学校是他们过路住宿的地方,我们毕业班的教室在学校最前部分,所以有时下午停课腾出教室接待他们。教室内住不下,他们就在院子里、房下、大树下铺上一条毡子就休息了。男女的界限不是森严的,横七竖八地乱躺了一院子,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山城小学生,只是彼此咯咯地低声窃笑,是笑他们的确够开放,够自由的了

一九四O年的暑假,我随母亲进了一次同官县衙门。我们是去拜望县长及家里人的。当时的县长叫吕绍熊,陕西商洛人。吕绍熊他是大哥亚雄的学友吕绍英的哥哥,吕绍英是个电影工作者,他的儿子美晶拜大哥为“干爸”,就是因这样的关系,促成了县长吕绍熊及他家里人邀请我们到衙门内,也就是他们的家里作客。这次,我算把这森严的同官县衙看了个清楚。

同官县的西街衙门也和中国历史上其他衙门一样,大门是朝南开的。门前是一对增添威严的石狮子,进入宽敵的红油漆柱大门后,越过一个院落,便是所谓的“大堂”。穿过大堂走廊又是个院落,便到了所谓的二堂”。二堂以后当然就是所谓的“三堂”了。其实“堂”也只不过是座大厅而已。院落的两旁都是各办公科室的房子。县长的家就住在衙门的最里面。我记得县长家是座小四合院。我们到他们家里受到了县长的妻子吕太太的殷勤招待。但吃的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只有几个菜的便饭。我只记得在吃饭时,这个吕县长说:他最爱吃剩饭。这个县长确实“不识时务”,当了县长后,没有照例宴请地方士绅,也不会打麻将搞应酬,高大的个儿,讲话口齿不清,穿着也很平常,生活过得也简单朴素。县长的妻子也不象所谓的“太太”,他的儿子更算不上什么“少爷”啦。县长一家到我家来过一次,就像乡下人走亲戚样朴素简单。由于他当县长不合潮流,也只当了一年多长时间的县长就被调走了。他走后,许多人都说吕绍熊是个好县长。可他离开同官县之前,曾给我父亲赠过一块大匾,匾的中间刻有“众望所归”四个斗大的字。这块大匾当时为我们家增添了荣耀,可在解放后也为我们家增添了麻烦。

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国民党政府中虽然也有爱国的、清廉执政的官员,但相当一部分还 是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抗战开始,明文宣布:禁止吸食鸦片。但同官县南街,还是公开挂出了“同官县官膏局”的牌子,由公家出售“大烟棒子”。有的官员勾结奸商大发国难财。当时,我们唱的《你,这个坏东西》那首歌曲,至今我未曾忘怀,歌词是“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市面上日常用品不够用,你一大批,一大批囤积在家里,只管发财肥自己,国家和民族你不要的,你这个坏东西,坏东西,坏东西,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扰乱金融,破坏抗战都是你,你的罪名和汉奸一样的,别人在抗战里,又出钱又出力,只有你,整天在钱上打主意,你这个坏东西,真是该枪毙!你这个坏东西,真是该枪毙!”这是第一段,还有个 第二段呢。这首歌后来改为“街头剧”,还经常在街头广场上演唱。这首歌那时之所以受人欢迎,正是因为它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一种现象,甚至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有人将这首歌的歌词填为“蒋介石,你这个坏东西”,但流传远没有前者深远。

我的高小三年,受的是正规小学教育,课程规范,学习正常。从抗战时期这个角度讲,生活也过得很不错。我是个住校生,食宿都在学校,每学期开学前几天,住校生要提前到学校“号”房子,就是选占宿舍。校内“和平村”和“奋斗村”都各有几十间的小宿舍,每个“村”都是各有几十间的小宿舍,每个“村”都是东西相对各十多间房子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而形成一个长方形的独院。每间宿舍中有个大土炕,拉通铺能住八九人,自愿结合,互通有无,你有被子,我有毡,就这样将就着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如有不和,下一学期自行改组。我记得我们班上年龄最大的刘兴汉同学,他似乎是班上的“学生王”,他每年住的宿舍总是和平村第二号,也没有谁敢抢先占领,他那间宿舍布置得也最阔气,用白纸糊了墙,墙上还贴着一张大老虎。与他同宿舍的都是学校或班上很有来头的同学,我们其他的同学也不随便到他的宿舍里去,对他们只是侧目而视。不过,他爱唱秦腔。有一次他出台唱“三回头”中老生一角,不知怎的,临时湊合让我扮演其中的“小宝童”。到了后台,由于给我没有演戏的衣服穿,我就拒不出场。但锣鼓响了,他在后幕道白叫板:“今日天气晴朗,我不免随带小儿宝童走他家一回了,咳,宝童随父来走呀!”一把拉着我进入了前台。在戏中我也只有两句道白,前头是“快!他打我姐姐哩!",最后是“姐夫,你给我的画哩?”,就这样总算勉强地演出了这一折戏,这是我上学期间的首次登台演戏。

另外,在有一年正月的开学前,我到学校号了房子,便和几个同学在一起玩“抓五子"(用五个石头子的玩具)游戏,这时,我们班同学高海量进来,忽然抢了我们的一把“五子”,并到郑子才课任老师那里去告状,言说我们耍賭博,因而害得我们几个同学受了老师的责罚。其实,这也难怪于高海量。高海量在班上是学习出色的学生,又是郑子才老师的山西同乡,常向郑老师打我们乡下同学的“小报告”也就不足为怪了,何况每年正月开课前,学校里确实也有学生以小钱耍賭博的现象,他怀疑我们赌博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以上“抓赌”虽是小事,但现在回忆起来,还颇觉有趣。

至于学校生活方面的吃饭问题,对于住校生来说,也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学校的大灶是由学生选出伙委会自行管理,全吃细粮,每人每月向大灶交50斤小麦面粉和几块钱的菜金。学生亲自背面粉的廖廖无几,都是由学生家长亲自送来。他们一方面给娃送面,另一方面看看娃在学校的情况,但有个别学生碍于面子,把为自己送面穿得不阔气的农民父兄,说成是自己家里的“长工”,此话虽成笑柄,但说明看不起劳动人民的观点从小就开始萌芽了。当然,我的父亲究竟算个“先生”每每来校和郑郁亭老师叙谈,总是穿着长衫,头戴礼帽,我虽不觉得荣耀,但也未感到丢人。事实上,在学校上学吃饭,50斤面粉是不够的,那时候副食品谈不上,油类又很少,的确是面粉坐庄。特别是在期末两个月,每月结帐,吃面粉均在55斤-60斤之间。尤其是在毕业时的最后一个月,我们都向家里要来了更多的面粉,以面抵钱把饭包在街上的住户家或小吃馆子里,那当然吃得好多了。皮子、扯面、单碗河漏,还有花卷、包子、饺子等。当时,北关有个“王大净”,是个卖蒸饺的,大概因为他嗓门高,声气大,人们送给的他的绰号叫“王大嗓”。每当我们学校快下晚自习的时候,就听见他由北关到南街,高喉咙大嗓子的叫卖声“谁吃呀,热饺子!”我们经常在这时用面换他的蒸饺吃。我们就这样淘气而不懂事,毫不珍惜父兄的血汗,体谅抗战时期家庭的困难。

我的三年“高小”生活是激荡而活跃、丰富而多彩的。但有件非常令人扫兴的事,就是我害了一次疥疮。在那个时代,医疗卫生条件极差,传染性极强的疥疮,在学校广为流传。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队的集体生活中,听说是“人人过关”。而我们集体生活的学校,也是时有发生。我被传染上疥疮以后,首先是手指间发痒,随即出现米粒般大小的丘疹。疥疮是越痒越想挠,越搔越淌黄水。黄水流到哪里,哪里就受感染。就这样,疥疮先是传染到了我的两个大腿表面,最后蔓延到全身。谁害上疥疮,同学们都彼此都会警戒,避免接触,并给害着疥疮的人送一个雅号,称“疥王”。“疥王”虽不象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但是我自己总觉得低人一等似的。我害上疥疮以后,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加之条件有限,仅仅只是用陈猪油加硫粉涂抹。还听说青蛙的幼虫蝌蚪性凉,能治疗疥疮,我和几个同学也到城北雷家沟河道里,捞着活蝌蚪生喝,那小家伙身躯光滑,一送到嘴里,就“咕”地一声咽下去了。后来虽然也设法弄到了当时颇具有名的法国“九四”和德国“六O六”小圆盒药膏,但依然穿衣服困难,行动也不方便。于是,我便请假回家继续治疗。好在当时同官县正在铺修咸同铁路,沿着铁路近距离的路基,我比较顺当地回到家里。到了家里以后,有的疮顶起了泡化了脓。家里人说要让“毒气”出完,因之,还是土法治疗。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势头减弱,最后在我的左腿小腕部收缩为两个疮疤。痊愈后,这两个麻钱大的结疤陪伴了我一生。疥疮痊愈后,我又继续上学去了。

「铜川记忆」铜川方泉小学的前世今生

一九四一年七月,我从这个学校的高小毕业了。毕业时,我们全班同学根据传统惯例,湊钱为母校刻制贈送了一块大木匾。匾上刻着全班同学的名字,要悬挂在礼堂的屋檐下,以作永久纪念。学校的工友们也是根据传统惯例,自行等备,为每个毕业生家里送“报单”。那是在一大张红纸上,印上“驰报红禧”四个大字外,还写有“兹有贵府令郎x取得高小毕业生学士一名,特此报喜”的几行小字。在送报单的鞭炮声中,学生家里予以接待并给予赏钱。但在这时,毕业生们都未曾回到自己家里,这就是说,在毕业前夕,早已送出了“报单”。这时,我们并未陶醉于那份毕业生报单,而是考虑如何继续上中学的问题了。但是报单已送出,说明我们走出校园的时候到了。正是这三年“高小”生活给我留下了这么多美好的回忆。

后记:文章选自郭亚文回忆录《平凡岁月》。郭亚文,生于1928年,卒于2016年,铜川宜古村人。自小随做私塾先生的祖父游走读书,勤奋好学。童年在同官县城度过。1949年2月,新中国成立前夜,怀抱救国救民理想,满腔热血,毅然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延安大学的学习和熏陶,使他明白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追求、担当和责任。解放后,被组织派往甘肃,曾在岷县、礼县、武都县、武都地区政府部门和文教系统工作,曾任武都区第一任文教科长。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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