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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我国先秦时代审美形态的形成过程

2020年03月12日 13:28:56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古话教育 浏览数:188 责任编辑:秦岩总编

先秦审美观念以时间人文化为生命起点,礼乐主体化为生命精神,任性逍遥为生命情调,自由自律为生命境界。原始歌舞由狂野的生命宣泄发展为和谐的节奏韵律,并成为某种生命意识的象征,标志着华夏审美观念的萌生;至周孔乃一变,周公创立了系统的礼乐文化,孔子以“游于艺”将礼乐文化内化为生命本体,“乐以忘忧”将礼乐文化内化为生命精神,完成了由自觉到自由的审美境界转换;至庄生又一变,庄子以本然之性为核心救赎礼乐文化造成的人性异化,以道德出乎自然重构礼乐文化的内涵,以无待逍遥诗化生命自由的情调;至屈原再一变,屈原辞赋气贯天人、壮浪恣肆的自由境界,与庄子诗化的生命情调形成横向呼应;道德自律、弘毅贞刚的主体人格,与礼乐文化内化的生命精神形成纵向回归。先秦审美观念呈现出生成于一点、发展于两线、又收拢两线集为一点的演进脉络。

时间与生命:我国先秦时代审美形态的形成过程

一、时间与生命:审美观念的起点

生命是人生联结世界的唯一纽带,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是从生命存在的感知开始。生命存在于时间之中,时间人文化与生命时间化的二元互动,是一切审美观念发生的起点。也就是说,时间与生命,是催生原始文明时期审美观念诞生的两大基本元素。

经历了从旧石器渔猎时期到新石器农耕文明时期的漫长历史发展,原始生民对时间和生命的认识,逐渐趋于细密、清晰、理性、成熟。在对自然的观察中,发现时间不再是混沌的整体,而是存在于自然变化的段落之中;在对生命的观察中,发现生命不再是混沌的存在,而是存在于特定时间的单元之内。宇宙自然的物换星移、季节转换,人类生命的盛衰有时、生死相依,都贯穿着一个无形存在的时间单元。自然的时间被赋予了主观色彩——时间人文化;自然的生命也被赋予了时间标尺——生命时间化。人类在深化时间认知的同时,也深化了生命的认知。时间和生命认知的叠合,产生了真正意义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的产生,催生了关于生命长度、质量的遐想。原始生民开始幻想“不死之药”“不死之野”的存在,延续生命的长度;开始追逐生命过程中的审美装饰、感官享受,提高生命的质量;开始关注生命终结时的祈祷、祭奠,寄托生命的期待。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姬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的美丽而忧伤的神话,而且女性也开始发现了自己的青春,《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女性采摘姑摇山上美丽焉草的花叶果实,装饰自己,以得到“媚于人”的审美效果,其目的乃在于取悦男性,享受两性的欢愉。

时间与生命:我国先秦时代审美形态的形成过程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想:夸父逐日,道渴而死,其杖“化为邓林”;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灵魂化为精卫,其神话故事的背后,就蕴含着对逝去生命的祈祷与祭奠。将生命的诗意遐想叠加到时间意识之上,时间不再是一个混沌、自然的客观存在,而是与生命、青春密切关联的心理存在,从而使时间的人文化浸染了浓郁的审美色调。

生命意识的产生,也催生了原始艺术的审美。最初的原始艺术,或许具有记事的意义,如发现位于新疆和田的原始“桑株岩画”,以简约线条刻画人物的不同形状,就是一种原始记事方式。这种记事方式与“结绳而治”并行,就成为“易之书契”——中国文字的最早源头。但是,原始歌舞则是通过表现生活场景的过程,在粗野而热烈、狂放而孔武、壮阔而激情的舞蹈形式、节奏、场景中,宣泄生命的情绪,获得生命的快感,表达生命的期待,蕴涵审美的“意味”。今天依然存在的彝族《十二兽舞》、苗族《水鼓舞》,就是原始生民的生命盛宴的活化石。

时间与生命:我国先秦时代审美形态的形成过程

原始歌舞除了宣泄生命的情绪、获得生命的释放、具有生命的美感之外,其选择的内容孕育着朦胧的价值取向,严整的节奏孕育着萌芽的行为秩序,祈祷的内容孕育着潜在的教化内容,功业的赞美也孕育着英雄的盛德形容,于是,在后代的历史遐想中,原始歌舞与礼乐文化就形成了天然的联系。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各种乐器的产生,歌舞创作也进入自觉阶段,原始歌舞更趋于艺术化、审美化,也更趋于理性化、政治化。《吕氏春秋·古乐》记载黄帝令伶伦创作音律,于是伶伦也就成为中国发明律吕、创作音乐、制造乐器的始祖。此后,音乐创作成为传说中五帝时期的常态,并逐渐丰富,如黄帝之《咸池》、颛顼之《承云》、帝尧之《大章》、帝舜之《九招》《六列》《六英》等。原始社会后期的音乐,已经蕴涵社会教化的内容,葛天氏之乐就有“敬天常”“依地德”“建帝功”的内容,颛顼之《承云》也有“祭上帝”的功能,帝舜之《九招》《六列》《六英》则完全成为“明帝德”的颂歌。

由此可知,传说中五帝时期的歌舞,已经由早期生活场景的直观呈现、生命情绪的放纵宣泄,转向礼敬天地、祭祀上帝、歌颂帝王功德。而且,音乐家通过观察自然物象的形态和声响,又将凤凰之鸣、山林溪谷之音等和谐婉转的审美元素引入乐舞之中,使乐舞由最初的粗犷狂放,也逐渐转向天籁自然。于是,原始歌舞的野蛮、粗犷、强烈的感官刺激,逐渐被得之天籁的乐舞打磨得文雅、圆润、平和,成为一种比较精致的审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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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体与精神:礼乐文化的内化

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文化制度是政治文明的象征。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原始的巫术礼仪、音乐舞蹈,虽然包含着后代礼乐文化的元素,但是作为一种既定的制度,却在国家诞生之后。因此,真正意义的礼乐文化,萌生于殷商,制定于周公,弘扬于孔门。一旦礼乐文化成为一种国家制度,就必然与治政手段相辅相成,礼规范行为,乐教化人心;一旦礼乐文化完成了主体的自觉化,就积淀并内化为生命本体和生命精神。礼乐之于人生,正是通过主体内化的过程,由自觉走向自由,逐渐转化为主体的审美境界

“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在古人观念中,礼与乐浑然一体,有难以剪断的联系。礼乐的发生,源于对生命的自然本质和本然情性的社会化重塑。也就是说,先王制定礼乐就是为了约束人的情感,故论乐“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论礼“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六志即六情,六气即自然;体性中庸谓之中,情发于中谓之和。情生于自然,必审其类型而以乐制之;情发乎体性,必节以中和而以礼制之。礼乐的共同功能就是规范性情,调适心理,使生命的本质由自然化转向社会化,从而完成主体人格的重塑。

时间与生命:我国先秦时代审美形态的形成过程

古代诗乐舞三位一体,乐舞结合始于原始歌舞与节奏,诗乐结合却有一个历史形成过程。据《吕氏春秋·音初》记载,夏后孔甲所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大禹妻涂山女所作之《候人歌》,始为南音;殷整迁徙西河而怀念故土所作之歌,始作西音;有娥氏二女所作之“燕燕往飞”,始为北音。自此之后,诗乐亦不可分。

《诗经》中周歌最盛,风之“二南”、雅与周颂,大约都是周歌。这些词作不只蕴涵伦理秩序、宗法等级的象征意义,而且“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礼教内容,直接以“言志”方式进入诗歌文本。这样,礼的“程式化”仪式,因为渗透在诗乐舞之中,不仅具有了审美意义,而且与人的情感、心理、价值取向等生命精神,构成了深层联系。因而使西周礼乐与生命、审美也有了密切的关联。

孔门儒学基于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精神,弘扬西周礼乐,以礼乐文化的主体内化为路径,完成生命精神和主体人格的社会化重塑。既推进了人类对生命本体的理性认知,又推进了礼乐文化由外在规范向生命精神的审美转换

积学修身,是礼乐文化内化为生命主体的必由之路。《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即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乐书属于“文”,射御数属于“术”;“游”乃“玩物适情之谓”,“玩物”指研习射御数以掌握技艺,“适情”则指浸润礼乐书以怡养性情。《泰伯》又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诗修身、以礼立世、以乐成性,是君子人格重塑的必由之路。可见,礼乐文化是君子积学的核心,也是修身养性的核心。君子必须沉静其性情,通过不断地研习诗书礼乐,将礼乐文化内化为“文质彬彬”的生命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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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接受,是礼乐文化内化为生命精神的心理桥梁。礼乐,是既娱神又娱人的一种形式;自觉于周代礼制,我们会发现,已经包含审美娱悦,“人心的‘喜乐’,既是音乐的源泉,又是音乐所表现的对象,还是音乐所要达到的目标”。

转换于孔门儒学,会发现,孔子将这种快乐精神推而广之,无论境遇如何坎坷,现实如何难堪,始终坚守“坦荡”的人生襟怀,并且转化为人生的自觉行为,守道不渝,穷且益坚;渗透于人生的全部过程,不仅厄于陈蔡、困于桓魅,乐观豁达,而且“学而时习之”是乐,“有朋自远方来”是乐,“发愤忘食”更是乐——“乐以忘忧”贯穿于人生的全部;落实在人生的道德实践,升华至人生的审美境界。

快乐是君子生命的常态,君子在自觉接受礼乐文化并内化为生命精神的人生历程中,完成了主体人格的社会重塑。

人格修养,本质上就是人生的文化砥砺并逐渐内化的功夫。这种内化的生命本体以及最终达到的生命自由,是一种生命精神,也是一种审美境界。礼乐文化之于人生,正是在主体的不断内化过程中,才逐渐转化为主体的生命精神和审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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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性与逍遥:人性异化的救赎

任何一种文化的内部都蕴涵着一种“异己”的裂痕,当这种文化成为一种普世价值为社会所认同时,这种“异己”的裂痕就可能转化为“异化”的力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礼乐文化内部的“异己”裂痕就逐步转化为“异化”人性的力量。庄子正是围绕人性异化的问题,解构并重构礼乐文化,试图救赎异化的人性。

庄子从哲学角度通过解构与重构,消解了礼乐文化的刻板程式对人性的桎梏和人世过深对生命的异化,创造了任性的生命情调和逍遥的审美境界

庄子以基于自然化的“道德”论之矛,猛烈攻击基于社会化的“道德”论之盾,彻底颠覆了儒家的礼乐观。孔门道德论,以仁义为核心,以忠恕为内涵,以礼乐为手段。庄子道德论,虽然也强调仁义、忠信、礼乐,但是具体内涵却与儒家大相径庭。

时间与生命:我国先秦时代审美形态的形成过程

他所说的“道”是治世之道,核心是“理”;德是“以恬养知”之德,核心是“和”。智,明其本然之性而无为,则为“和”;和,生于本然之性而养智,即为“理”。无为顺性之德,包容一切,即为仁;本性恬静之道,无为而无不为,即为义;义理显明,万物亲之,即为忠;义发于中而返乎性情,则为乐;行为诚信,容仪自然而合乎规范,则为礼。道德,是基于本然之性的生命自觉的行为,以恬静、无为、自然为基本表征。

因此,他合理地推断出礼乐的本质应该是顺应自然,本乎性情,认为儒家的礼乐制度违背了本然之性,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外在规范。他提出,真正的圣人之道,是不加诸外在桎梏,使各任其性,各正性命,自养其德。

唯此,庄子试图建构的生命哲学,摆脱了一切礼乐文化的锁链,回归于人的本然之性。因为“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所以庄子强调“至乐”。所谓至乐无乐有两层含义:第一,指快乐之乐。即超越君臣秩序的桎梏、四时之事的纷扰,超越“富贵寿善”“味色音声”的贪欲,进入“至乐无乐”即虚淡无为、无乐为乐的生命境界。第二,指礼乐之乐。即忘怀现实,心境空明,直达本体之道。可见,无论是快乐之乐,还是礼乐之乐,都必须超越世俗的桎梏,回归于生命的本然状态,才能达到“至乐无乐”的生命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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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为哲学上,救赎人性异化的基本途径,就是“逍遥游”——在无所待的状态下,让精神一无挂碍的自由翱翔。他认为渴望逍遥人生是人的本性使然。于是,庄子设计了一个“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遥”人生境界。必须说明的是,庄子的逍遥并非现实所能达到的行为状态,而是唯有心灵才能达到的精神状态

从本质上说,庄学是从超越性的视角,试图拯救“礼崩乐坏”的世界,重铸本真的世道人心,对礼乐文化所建构的生命精神和审美境界,既是解构又是重构。

庄学的超越思想,一面以本然之性救赎礼乐文化对人性的异化,一面又主张道德出乎自然,是对礼乐文化弊端的外部革命,从而使道与儒在思想上构成涵纳、互摄的关系,既丰富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精神和审美境界,也在异己力量的撞击下,使礼乐文化逐步地修正、发展、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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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由与自律:境界人生的建构

庄子哲学的内部也仍然蕴涵着一种“异己”的裂痕。任性逍遥的本然性只能是有限存在,秩序规范的社会性却是永恒存在。将梦幻的自由镶嵌到道德的自律上,使本来生命精神中对立的二元存在,转化为统一的人生境界,在先秦时代,唯以屈原为代表。

屈原的人生与艺术,既是庄子哲学的诗性延伸——将庄子的虚幻镜像人生,投映到现实人生;又是礼乐文化的审美呈现——将儒家内化的生命精神,铸造为诗性自由。

《天问》固然包含艰涩的探索、深刻的哲思,甚至尖锐的批判,但是诗人对宇宙起源、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事件的追问,仍然投映着人类童年时期的天真印记。比如诗人对宇宙、天象、地貌形成的追问:天有九层,造物者谁?天行之纲,安放何处?立地之柱,为何地倾东南?九层之天,如何连接排列?与其说是探究宇宙起源,毋宁说是对神话稚拙而诗意的追问。与庄生《逍遥游》“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追问天穹的本来色调、宇宙的辽远深邃,具有相似的审美特质

时间与生命:我国先秦时代审美形态的形成过程

从浪漫特质上说,屈原与庄生同调。然而,庄子的浪漫是心造的虚幻人生镜像,屈原的浪漫则将庄生虚幻人生镜像,投映到现实世界。诗中所创造的诗人自我形象“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甚至“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恰恰在超越尘世的遐思中浸透着缕缕缠绕的人世情怀。这与庄生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词的“寓言”的形式,书写历史传说、现实人物,寄寓“朝彻见独”的形上之道,也大相径庭。屈原将庄子浪漫拉进现实人生,重铸了生命和审美的境界。

然而,屈原虽身处南方,然一旦将庄子的浪漫拉进现实人生,必然与生长于北国的礼乐文化产生了深层关联。他的辞赋“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如果脱去屈原思想中出身芈姓贵族的宗族情结,其忠君、爱国、民本思想以及强烈的道德自律意识,显然与中原儒家礼乐文化血脉相连

屈原思想始终执著于庄子所否定的人世间的是非、善恶、美丑,表现出强烈自觉的道德自律精神。早年即以“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作为人生的准则;中年渴望“国富强而法立”,抨击“背法度而心治”,具有强烈的政治秩序意识。即使是遭谗放逐,“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犹依道径,以讽谏君也”。

时间与生命:我国先秦时代审美形态的形成过程

国家层面上说,始终以“圣哲茂行”作为君主的道德标准,以哀予今民生、举贤授能、修明法度作为“为君之道”的政治标准。从个人层面上说,以儒家的“道德”“仁义”为思想核心,以“内美”“修能”砥砺道德修养,以“依前圣而节中”“伏清白以死直”作为行为准则;试图“滋兰九畹”“树蕙百亩”以匡正世俗的道德毁颓;即便因此而“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也不改初心;而“体解未变”“九死未悔”的执著精神,尤其表现出道德自律意识。这种强烈的道德自律,与儒家在生命精神上一脉贯通。

然而,屈原辞赋又将儒家礼乐文化内化的生命精神,铸造为诗性自由。既充满人类童年神话的奇诡想象,南国巫筮文化的迷离倘恍,又浸透北国狂狷精神的蹈厉风发,理性觉醒时代的坚韧执著。常在奇诡想象中融入深沉的情感。

时间与生命:我国先秦时代审美形态的形成过程

这种诗性自由与现实人生的有机交融,将儒家的礼乐文化既内化为生命精神,又融合了庄生恣纵不憧的人性诗意;既消解了礼乐文化所造成的人性异化,又将庄生虚幻缥缈的诗意浪漫拉回现实人生,构筑了诗性自由与道德自律有机统一的境界人生,成为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审美性人格的经典范式。自此,传统的礼乐文化由主体化走向生命化,才真正铸造成一种生命境界和审美境界,并逐渐积淀成为民族文化的潜意识,从而深层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

结语:

简要地说,从生命哲学的角度考察,以时间人文化为生命起点,以礼乐主体化为生命精神,以任性逍遥为生命情调,以自由自律为生命境界,是构成先秦审美观念生成与演进的基本轨迹。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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